昨天立冬，厦门依然花团锦簇。
下午，我出差江西，到南昌的时候，街头已是寒风凛冽。夜晚，走出灯火辉煌的酒店，在路边的米粉摊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南昌米粉，感到十分暖心。
此时，不由想起了老家的水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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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，在我们老家，冬天的夜晚，能在街头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，那也是一件让人回味无穷的美事。
不过，我们桐城人说的水饺，其实是馄饨，并非北方人说的饺子。馄饨是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的小吃，无论是黄宗江文中的老北京戏院门口，还是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小巷，都有这样看似平常却又温馨感人的回忆：空寂的冬夜，听着吆喝声，来到馄饨摊，坐下来下一碗馄饨......
我们桐城人把馄饨叫水饺，在我国其他很多地方对馄饨的称呼也不一样，两广人把馄饨叫云吞，四川和重庆人叫抄手或者包面，厦门叫扁食，福建有的地方叫扁肉。各地的做法也略有差异，我们桐城的水饺个头小，皮白馅嫩，入口即化，其中的肉馅是切肉，福建的扁食肉馅是用木槌敲打而成，入口爽脆，上海人说的馄饨，个头则比较大，所以多叫大馄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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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桐城县志记载，解放前，桐城的城关和主要集镇均有水饺店，店家善于招揽顾客，服务周到，所以生意兴隆。听我妈妈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北大街就有一家王记水饺店，远近闻名，生意极好，店开在桐中西侧，广西佬和桐中师生是店里的常客，顾客络绎不绝。小孩子如果能到王记水饺店吃一碗水饺，那一定是最开心的事，通常只有考试成绩好的时候，外公才会带我妈妈去吃上一碗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家店是我的朋友王立新的爹爹开的。
除了水饺店，那个时候，水饺担也遍及街巷。1956年，国家对私营饮食服务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此后，水饺店和水饺担就逐渐减少，到文革期间几乎没有了，家里老人或者病人想吃水饺，只能叫小孩拿着搪瓷缸到公家办的饮食业去下一碗。公私合营后，王记水饺店没有了，王爹爹就被安排到胜利街的饮食业上班，他的家也搬到余家湾，和我们家邻居。小时候，经常听大人说起，王爹爹很神，他在饮食业里的工作就是专门负责擀皮，他的手艺特别好，擀出来的水饺皮薄如纸张，特别好包。每天一早，人们就会看见王爹爹端着一个大茶缸到饮食业上班，下午三点左右就回来了，比其他上班的人下班都早，回到家，他就坐在躺椅上继续喝茶，我们感到很神的是他的工作好像特别轻松。
1978年后，改革开放了，私营饮食业恢复，逐渐又红火起来，水饺担和油条锅、朝笏摊等小吃重新遍布全城。每到冬天，从傍晚到深夜，小镇的街头，东门城门口，南门大街上，电影院前，县医院和桐中门口，或苍白或昏黄的路灯下，不畏寒风的飞虫乱舞，旁边总是有几个水饺担，冬夜，寒风习习，看完电影或者下夜班的人们，特别是下晚自习的桐中学生，白天油水不够，此时正饥肠辘辘，寻着水饺担的叫卖声，来到摊子前，下一碗热热的水饺，那是特别特别暖心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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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着水饺担，叫卖于城关的街巷，其实春夏秋冬都有，只是，在冬天，静谧的夜晚，会给人们的味觉带来格外的满足。
水饺担是小本生意，大多是一个人经营。卖水饺的师傅挑个担子，扁担两头是两个方形木柜子，一边是铁锅，锅底下是灶炉，另一头是几格抽屉，里面是馄饨皮、馅、几样简单的佐料和调味料，脸上总是带着和蔼的笑容。客人来了，一边搓手哈气一边说：“老板，下一碗水饺。”卖水饺的应道：“好勒，你等一下！”只见他一个人既要负责包，又要负责下，一手拿一根筷子，在肉馅里一挑，一点点若有若无的肉馅，被粘到另一只手上方方的馄饨皮里，这只手一搓一捏，顺势扔进一旁洒了面粉的盘子里，手脚极为麻利，一会儿十几个馄饨就包好，一起抓到烧开的滚水里，几分钟后就煮好了，捞起来，倒入事先滴了少许酱油和猪油或者香油的碗中，撒上葱花，如果再放一点榨菜、虾皮，或者加一点骨头汤，则更为鲜美，客人端起碗来，一口一个，吃起来不用嚼，不一会儿，连汤带馄饨吃得干干净净。
此时，肚子饱了，身子也暖起来了，看着空碗，似乎还意犹未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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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年后，每次看到电视里播放南方黑芝麻糊的广告，就想起家乡的水饺担。
今天，吃着热乎乎的南昌米粉，又想起它，现在，物质丰富，食物更是琳琅满目，人们的味蕾反倒显得麻木，经常抱怨食而无味，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简单的食物，却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享受。
看来，幸福和拥有或许没有必然的关系。
其实，老子早就说过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。
在社会不断进步、物质财富愈益丰富的时代，个人生活追求简单一点，舍得一点，多多施之于社会和自然，应该更幸福一点的。
张浩 2018年11月8日写于江西